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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焯: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——北宋王禹偁力谏“徐铉案”

时间:2017-10-12  来源:未知  作者:华东政法继续教育学院


□ 杨焯 [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]

  北宋文学家王禹偁文崇韩柳、诗学杜白,在文学史上负有盛名,留下很多名文佳句。他进士及第后,先后担任右拾遗、左司谏、知制诰,一时风头无两。但是他少年得志,年轻气盛,很快因为在“徐铉案”中抗疏力辩而被贬商州,成为该案的间接受害者。其不畏强权秉公直谏的行为,得到时人和后世的赞许。

尼姑击响登闻鼓

  徐铉(916-991)原是南唐的吏部尚书、后主李煜(937-978)的亲信。南唐被灭后,李煜被软禁,徐铉却得到重用,参与编纂了《太平御览》《太平广记》《文苑英华》等重要典籍,还参与议定封禅礼仪,权知礼部贡举,参议司法案件等。他的另一项使命是担任宋廷与李煜之间的传声筒,传达皇帝的旨意,并报告李煜的一举一动。李煜对徐铉颇为冷淡,见面时更是甚有微辞。

  开宝九年(976),宋太祖赵匡胤暴崩,赵光义即位。在稳固内政之后,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三年(978)先后令割据福建的陈洪进、割据两浙的吴越钱氏纳土归降,准备进一步挥师北上,攻灭北汉,并收复燕云十六州,以统一全国。为了消除后患,他下令毒死了李煜,并命徐铉随军北征,总理军中文书。徐铉表现优越,“援笔无滞,辞理精当,时论能之。”

  攻灭北汉后,宋军伐辽遇挫,宋太宗在“高粱河之战”负伤。之后宋军又在“白藤江之战”“岐沟关之战”迭遭失利,民众也怨声载道,宋太宗的心情坏到了极点。这时,尼姑道安举报徐铉犯罪:他们家亲戚的女儿嫁给了道安的哥哥,姑嫂不合,时常争吵,道安状告其嫂不奉养母姑。开封府认为证据不足,未予立案,将道安送回庐州。道安愤而击登闻鼓鸣冤,状告徐铉“尺牍请托”,开封府徇私袒庇,案件遂骤然升级。

青年刑官抗旨护法

  太宗亲自过问此案,命大理评事王禹偁负责审理。王禹偁很快查明:道安诬告,徐铉无罪。太宗有意袒护道安,要求重审,并指示不要加罪于道安。王禹偁明知太宗崇奉佛教,曾大建佛寺,铸造佛像,敬重僧尼,赞助译经事业,却执意抗疏,仍判定道安有罪。年轻的刑部尚书宋湜(950-1000)也支持王禹偁,认为判决并无不当,应维持原判。

  太宗大怒,将涉案官员或免或流:徐铉被贬为行军司马,宋湜被贬为丹江口团练副使,王禹偁被解去左司谏、知制诰等要职,贬为商州团练副使。当时徐铉可能并不知道,为他辩护的这两位官员都比他年轻近40岁。作为南唐旧臣的徐铉,失去了利用价值,被人落井下石,倒也不难理解。问题在于,太宗何以对认真执法的王禹偁、宋湜等人大动肝火呢?

  表面上是因为王禹偁违抗圣谕,拂了太宗的面子。道安状纸所诉“尺牍请托”,也触碰到了太宗忌讳的官员结党问题。更重要的是,王禹偁对佛教一向比较排斥,这种态度很容易让太宗怀疑,他是否对道安有所不公。宋承唐制,佛教得到政府支持,僧尼地位颇为显赫。王禹偁厌恶僧尼不耕而食,不织而衣,常劝太宗“少僧尼,少崇寺观,劝风俗,多务农”,招致太宗不满。这次执意抗疏,恰好涉及僧尼案件,太宗遂借机予以敲打。

屈于身 不屈于道

  那么,少年得志、仕途坦荡的王禹偁,又何以为年逾古稀的敌国旧臣徐铉鸣不平,为其惹祸上身呢?这可能要从王禹偁的个性和年龄上寻找原因。《宋史》本传称王禹偁“词学敏赡,遇事敢言,喜臧否人物,以直躬行道为己任”。除了因徐铉案遭贬外,后来他还有两次被贬官,乃至写了一篇《三黜赋》,申明“屈于身兮不屈其道,任百谪而何亏;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,期终身以行之”的主张。这正是对他自己的个性和命运的最好写照。

  王禹偁的才华与个性,也使他成为宋代最重要的文学家、文学复古运动的领导者。率直的个性体现在他的文章中,如《待漏院记》中规劝执政者不能“窃位而苟禄,备员而全身”,义正辞严,笔触锋利。《黄州新建小竹楼记》则撰写于他被贬官黄州期间,文句舒畅,幽趣盎然,富有诗意。他以“弘道”为己任,反对浮靡、艰深、晦涩的文风,提倡平易、朴素、句易道、义易晓,为其后欧阳修、梅尧臣等人的文学革新运动开辟了道路。

(来源于《法制日报》,2017年10月11日)

  

  

  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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